文化国际主义论析 2019-06-28 20:34

  文化国际主义及其实践一般体现为三条路径:一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文化和社会治理机构,它们能够汇聚广大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的力量,后者包括环境保护、宗教和科学界人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社会就出现了文化国际主义的。那个时候,“人们把国际主义视作一种慈善行为,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联邦那种超国家的国际机构,进而认为通过建立世界政府可以维持世界和平”。支持这种文化国际主义不仅推进了人类进步事业,也能够改善国际形象。二是地区性国际组织,它们依靠相对较低的组织与协商成本,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发展阶段,安排地区内的文化合作,并以此影响和推动其他区域的文化发展,同时对联合国的相关议题起到倡议、支持和推动作用。三是有国际责任与世界使命感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它们有加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文化合作的强烈意愿,能够主动向国际社会提出文化治理主张,寻求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三种力量和路径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了文化国际主义事业,呈现出权力与理想主义竞合的景观。第一条路径较为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多边主义,虽然其国际合法性较强,但是由于联合国等全球性组织的国际权威不够,操作性较差。第二条路径也属于理想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范畴,但是在区域内和区域间文化合作的过程中,不仅内部存在文化整合问题,外部也容易引发不同区域的文化战略竞争,这还会对其他地区产生示范作用。不过,这类文化合作由于依托着区域组织的政策支持,因此操作性更强。第三条路径呈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互作用的突出特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增进国家的文化利益、改善国际形象,之后才是增进国际文化利益、满足全球文化治理的需求。国家一旦把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追求文化利益作为优先议题,就会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动员盟国和国际社会,建立既有利本国文化又维护国际文化合作的新的世界秩序。历史上,世界文化秩序往往是由主导国家建立。因此,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需要综合研究多力量和多进路的作用与功效,但是关键还在于关注承担着国际责任的文化大国。要走出“霸权稳定论”的老路,中国这一文化大国除了加强传统文化的改革开放、文化传播和国际文化动员之外,还要更多照顾非西方文化的诉求,加强世界秩序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协同性。

  在秩序建设过程中,权力与经济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往往容易忽略文化对于秩序的构建作用。即使有学者重视文化对于秩序的基础性作用,也很少单独研究这一变量。其中原因在于文化变动的周期较长,不容易加以动态研究。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秩序很少是单独依靠权威来实现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宗教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秩序维持力量”,“意识形态能够将其自身的义务性要求转变为其信徒对高尚和幸福生活的自觉追求,这意味着它维持秩序的方式不仅成本低廉,对技术条件依赖较少,而且还可能更为深远持久”。(13)对于将文化秩序视为独立的国际变量并加以研究确有必要,而且应当重视文化秩序与秩序、经济秩序的关系。文化与、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是人类生活的常态,但是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文化发展丧失了不少独立性。文化秩序观念往往与其他秩序观念融合在一起,甚至隐藏在秩序与经济秩序之后。文化秩序是上层建筑的顶端部分,但却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遮蔽。

  文化秩序观长期处于世界秩序的话语体系的边缘,无法与安全话语、经济话语、制度话语的影响相提并论,它的重要性要从危机时刻的反向角度加以透视。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权力与文化能够拯救世界于失序。随着核武器等因素的出现,维护世界秩序的权力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文化在维护世界秩序中的责任与作用反而就会不断增长。(14)核武器能够“相互确保摧毁”,这导致了文化秩序观的彰显。由于国际较国内更加缺乏权威,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更加直接和频繁,国际社会向往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秩序学说也更加丰富多彩。当前不仅有“霸权稳定论”这样的权力取向的秩序理论,还包括“和平论”这样制度取向的秩序理论。“均势和平论”是最古老的以权力斗争为基础的秩序学说,而最有影响的秩序理论当属“文明冲突论”,后者从反面强调了文化对话、文化包容、文化融合对于世界秩序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近乎谬误的理论,国际社会对世界性的恐怖主义和文化危机的认识不会这么深刻。

  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世界秩序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危机,亦非恐怖主义本身和权力,而是文化秩序无法适应经济和秩序的变化。构建新时代的世界文化秩序是人类史无前例的探索,是跨文明的、经济、文化同构进程。只有建立跨文明的文化秩序,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协调化的要求。这里使用协调化而非全球化,主要是考虑到国际社会对于全球经济与发展的认识存在差异: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主流发展趋势,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各国的经济生活,总体上给世界带来了发展、进步和福祉;而同等的全球化却远远没有实现。当前,冷战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不同的制度仍然同时存在,秩序间没有实现征服和同化。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差异性发展,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适应了经济全球化。不过,协调化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认可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制度与原则,共同遵守国际法,共同认可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罪行、恐怖主义、核扩散和气候变化等共同问题。国际社会认识到了加强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的极端重要性,协调化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全球共识和行动。

  什么样的文化秩序能够使人类心灵安顿、世界长治久安,这是自古以来的文化命题。古代印度、希腊和埃及等文明都一度创造了灿烂的社会文化,建立了稳固的文明秩序。但是古代中国建立的帝国秩序更系统、更持久,对东亚文明和现代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其秩序观可以被视为古代文化秩序观的代表形态。近代之后,现代性成为一种文化,大国在追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也在推行文化霸权,实行文化帝国主义。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各民族国家兴起,多中心的现代文明开始形成,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对话主义成为潮流。

  文化天下主义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国际主义”。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秩序有着长久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不同的秩序观念,古人云:“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15)尽管法家、墨家、兵家也提出了相应的秩序观,但在古代中国社会,强调德治的儒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文化天下主义的秩序观认为天下是修身、齐家和治国的自然延伸,天子具有治理天下的使命。在文化天下主义的世界秩序安排,建立礼制是重要环节。礼制是古代中国秩序的基本特征,礼制的核心是德治。因此,文化天下主义也是德治天下主义、文化仁政主义。文化天下主义强调人性,将世界秩序视为个体的放大,主张德治天下、天人合一。天下本身就是仿照运行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结构与进程高度复杂,充满变数。除了权力秩序这一骨架外,还有血液、经络、气质等秩序性因素。文化天下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大同。大同既是德治的世界秩序,也是骨架、血液、经脉和气质相互匹配、阴阳平衡的秩序。文化天下主义与西方积极的世界主义不同,它是一种消极的世界主义,是以文化教化而非暴力征服来整合天下,吸引周边向中心区域靠拢,内聚成紧密的文明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中国的和平战略文化”。(16)文化天下主义的秩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精神层面是以德为先、修德来远、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经济层面有以强大的物质基础为支撑、以不平等的交换机制为特征的贸易体系;层面是君主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科举选仕后由士人掌握行政权,退休官僚和乡绅共同掌握地方自治权,对外推行圈序礼治和藩属体系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国际主义”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道德美感,但毕竟是主义制度下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等级森严的礼制秩序不适宜与现代社会对接,同时其也不符合主权国家体系和原则。

  工业后,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瓦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世界性大国的更替,出现了各具特点的“现代国际主义”。根据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l)的观点,“国际主义的概念是利益和谐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普世统治的一种形式”。“现代国际主义起源于17世纪、18世纪的法国。当时,法国在欧洲的霸权正值峰巅。这一时期,出现了苏利的《大构想》和《永久和平的计划》等著作,见证了在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诞生,也将法语确立为文明阶层的流行语言。到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取代法国,占据主导地位。于是,英国成为国际主义的大本营。”(17)卡尔的这一论述有不准确之处,例如他将国际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并将国际主义与世界性大国联系起来,显得过于狭隘和机械。实际上,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国家利益出发在一定的时期内推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推行文化国际主义的前提不过是认识到国际文化合作对于实现本国利益和人类普遍利益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国际主义”确实更多的与追求霸权的大国结合在一起。

  文化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多重影响,这使得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运用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全球化时代大国借助资本主义技术与价值对其他区域进行的文化渗透与支配,暗含对文化全球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一统天下的批判与反思。(18)应当承认,文化帝国主义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身处的一种跨国文化秩序形式。其实质正如杜维明等人所言:“强制实行和强行通过从世界史上的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一个传统里诞生出的抽象思想。坚信自己的标准是绝对的,认定自己以外的文化和民族都是‘野蛮’或者‘未进化’的,更恶劣的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和强制推动殖民地主义合法化。”

  文化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殖民体系的崩溃而走上了下坡路,新兴的民族国家从非西方文明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文化秩序观念,即文化相对主义。该主义认为同时存在的多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应当相互承认、相互依赖、和谐共生,形成一个百花齐开的人类社会。之后,文化相对主义又发展为文化对话主义。该观念认为,如果过分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如果没有一种人类积极的意识相伴随的话,人们的关系就会总是维持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下,这种文化的差异随时都有被转化为民族主义和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危险,很有可能会导致破坏公共社会和压制民众”。文化对话主义是将与他者自发性的文化交流推向“积极地与他们接触和学习,将相互间的差距转变为价值创造的源泉,共同地来让人性之花盛开”。具体地讲,文化对话主义在主体上要求对话者保持高度自律,对他人也能够产生同感。这些禀赋的培养都需要具备相应的价值观和世界公识,最终通过激发关怀他人的人类本性而实现以多样性促进“精神全球化”。(19)

  文化国际主义并不止步于多样性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学习,此外还明确承认不同文化之上还应当有一种全球文化的存在,这种全球文化就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文化合作能够巩固共同的国际文化,提升国际社会的权威和文化凝聚力,为人类共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世界文化秩序的合理化。实际上,文化对话主义的思想中就包含了文化国际主义的部分理念。第一,文化对话主义与文化国际主义都主张积极的国际文化合作观念,强调文化实践与交流的重要性。第二,文化对话主义与文化国际主义都暗含存在一种文化秩序的最终归宿,会形成一种全球文化共同体,即“精神的全球化”或世界公识。第三,文化对话主义与文化国际主义都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想。第四,文化对话主义是文化国际主义的重要过渡形态,文化国际主义是文化对话主义的演进方向。之所以主张文化对话主义要转向文化国际主义,一方面是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多文明对话受制于日渐保守的守成大国的文化霸权,(20)缺乏动力和引领;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面临共同的伦理与社会文化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因此不能过度奉行多元和中立价值的立场,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在全球治理时代“人类怎么办”的问题。

  对比五种形态的文化秩序观,不得不承认“文化帝国主义”仍然是当前的文化现实。某种意义上,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来的文化对话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都是为了反抗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反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自19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开始反思反复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他们发现文化帝国主义的源头不仅是大国的文化战略,还有作为现代性的观念统治。如果说前者还会因大国的兴衰而更替,后者的统治地位却至今难以撼动。2000年,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出版了《帝国》一书,他们认为一种离散的、网状形态的主权(帝国)统治了全人类,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甚至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的劳动与文化在帝国霸权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文化统治有别于历史上某一民族国家推行的帝国主义,而是在全球层面出现的新的主权形式。(21)在这种新的帝国形式下,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人类是要适应它还是反抗它,如何反抗?在国际社会还没有发展为世界社会之前,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是人类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基本价值立场,是世界秩序建设的基本准则。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只是一种守势思想,它们在东西方对峙逐渐被全球化取代的情况下具备了越来越多的针对性。(22)当代文化国际主义才是更为积极的价值取向(本文所称的当代文化国际主义简称为文化国际主义)。